按 這篇貨殖列傳讀起來真是相當驚人
點出不管是治國還是做人 經濟都是關鍵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 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文章也非常精彩 真的是「真文章之大手筆也」
太佩服司馬遷了 想要去找史記來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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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出處
【說明】這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翦伯贊曾高度評價司馬遷「以銳利的眼光,注視著社會經濟方面,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錢鍾書在論及司馬遷這篇《貨殖列傳》時說:「當世法國史家深非史之為『大事記』體者,專載朝政軍事,而忽諸民生日用;馬遷傳《遊俠》已屬破格,然尚以傳人為主,此篇則全非『大事記』、『人物誌』,於新史學不啻乎辟鴻濛矣。」(《管錐篇·史記會注考證》)總之,史學界公認:「歷史思想及於經濟,是書蓋為創舉。」
白話文如下: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之於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這十分明確而簡要地道出了寫作本篇的動機與主旨。全文主要是為春秋末期至秦漢以來的大貨殖家,如范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作傳。通過介紹他們的言論、事蹟、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重要經濟地區的特產商品、有名的商業城市和商業活動、各地的生產情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敘述他們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經濟思想,以便「後世得以觀擇」。太史公認為,自然界的物產是極其豐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業發展和經濟都市的出現是自然趨勢,人們沒有不追求富足的。「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所以,他主張應根據實際情況,任商人自由發展,引導他們積極進行生產與交換,國家不必強行干涉,更不要同他們爭利。這集中反映了他反對「重本抑末」,主張農工商虞並重,強調工商活動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肯定工商業者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突出物質財富的佔有量最終決定著人們的社會地位,而經濟的發展則關乎到國家盛衰等經濟思想和物質觀。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司馬遷就能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並認識到生產交易和物質財富的重要性,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此傳記天時、地理、人物、風情,歷歷如畫。雖屬說理文章,讀來卻頗有興味。方家學者對此有口皆碑。潘吟閣贊曰:「《貨殖傳》一篇,講的是種種社會的情形,且一一說明它的原理。所寫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漢代。所寫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色,各地有各地的環境。可當遊俠讀,可當小說讀。讀中國書而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而未讀《貨殖傳》,可算未讀《史記》。美哉《貨殖傳》!」(《史記貨殖列傳新詮·編者弁言》)李景星評本傳為:「舉生財之法,圖利之人,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男無女,都納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數百年之販夫豎子,傖父財奴,皆賴以傳,幾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蓋財貨者,天地之精華,生民之命脈,困迫豪傑,顛倒眾生,胥是物也。」(《史記評議》卷四)這些贊語準確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識,卓絕千古;史公之筆,精妙絕倫。總攬全文可見,傳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懷其才;篇中敘事行雲流水,自然流暢;文中說理鞭辟入裡,無懈可擊;全篇辭章奇傳雄渾,波瀾壯闊。可謂博大精深,渾然一體,實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璀璨奪目的光輝篇章。
老子說:「太平盛世到了極盛時期,雖然鄰近的國家互相望得見,雞鳴狗吠之聲互相聽得到,而各國人民卻都以自家的飲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裝最漂亮,習慣於本地的習俗,喜愛自己所事行業,以至於老死也不互相往來。」到了近世,如果還要按這一套去辦事,那就等於堵塞人民的耳目,幾乎是無法行得通。
太史公說: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瞭解。至於像《詩》、《書》所述虞舜、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耳目總要聽到最好聽,看到最好看的,口胃總想嘗遍各種肉類的美味,身體安於舒適快樂的環境,心中又誇耀有權勢、有才幹的光榮。統治者讓這種風氣浸染百姓,已經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這些妙論挨門逐戶地去勸說開導,終不能感化誰。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隨勢引導,其次是加以教誨,再次是制定規章制度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太行山以西盛產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東多有魚、鹽、漆、絲、美女;江南出產楠木、梓樹、生薑、桂花、金、錫、鉛、硃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獸皮;龍門、碣石山以北地區盛產馬、牛、羊、氈裘、獸筋獸角;銅和鐵則分佈在周圍千里遠近,山中到處都是,有如棋子滿佈。這是關於各地物產分佈的大致情況。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喜好的,習用的穿著、飲食、養生、送死之物。所以,人們要靠農民耕種,取得食物,要靠虞人進山開採、漁夫下水捕捉,獲得物品,要靠工匠製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貿易,流通貨物。這難道還需要官府發佈政令,征發百姓,限期會集嗎?人們都憑自己的才能,竭盡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慾望。所以,低價的貨物能夠高價出售,高價的貨物能夠低價購進。人們各自努力經營自己的本業,樂於從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從高處流向低處那樣,日日夜夜沒有休止的時候,不用招喚便會自動前來,不用請求便會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符合規律而得以自然發展的證明嗎?
《周書》裡說:「農民不種田,糧食就會缺乏;工匠不做工生產,器具就會缺少;商人不做買賣,吃的、用的和錢財這三種寶物就會斷絕來路;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會短缺,資源匱乏了,山澤就不能進一步開發。」農、工、商、虞這四個方面,是人民衣食的來源。來源大則富裕,來源小則貧困;來源大了,上可以富國,下可以富家。或貧或富,沒有誰能剝奪或施予,但機敏的人總是財富有餘,而愚笨的人卻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營丘時,那裡本來多是鹽鹼地,人煙稀少,於是姜太公便鼓勵婦女致力於紡織刺繡,極力提倡工藝技巧,又讓人們把魚類、海鹽返運到其他地區去,結果別國的人和財物紛紛流歸於齊國,就像錢串那樣,絡繹不絕,就像車輻那樣,聚集於此。所以,齊國因能製造冠帶衣履供應天下所用,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後來,齊國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管理財政的九個官府,使齊桓公得以稱霸,多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歸台,官位雖只是陪臣,卻比各國的君主還要富有。從此,齊國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之時。
所以說:「糧倉充實了,百姓就會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就會知道榮辱。」禮產生於富有,而廢棄於貧窮。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會隨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魚就在那裡生存;山林深,野獸就在那裡藏身;人富有了,仁義就會依附於他。富有者得了勢越發顯赫,失了勢,依附於他的賓客也便無處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裡,這種情況更為突出。諺語說:「家有千金的人,不會犯法受刑死於鬧事。」這不是空話。所以說:「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那些擁有千輛兵車的天子,享有萬戶封地的諸侯,佔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入戶口冊內的普通老百姓呢!
從前,越王勾踐被圍困在會稽山上,於是任用范蠡、計然。計然說:「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戰備;瞭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購用,才算懂得商品貨物。善於將時與用二者相對照,那麼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歲在金時,就豐收;歲在水時,就歉收;歲在木時,就饑饉;歲在火時,就干旱。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一般說來,六年一豐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出售糧食,每斗價格二十錢,農民會受損害;每斗價格九十錢,商人要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糧價每斗價格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於三十錢,那麼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糧食平價出售,並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這是治國之道。至於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靠,沒有滯留的貨幣資金。買賣貨物,凡屬容易腐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居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的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於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返歸於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貨物錢幣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勾踐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買兵士,使兵士們衝鋒陷陣,不顧箭射石擊,就像口渴時求得飲水那樣,終於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繼而耀武揚威於中原,號稱「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協助越王洗雪了會稽被困之恥,便長嘆道:「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只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雪恥的願望。既然施用於治國很有效,我要把它用於治家。」於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叫鴟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認為陶邑居於天下中心,與各地諸侯國四通八達,交流貨物十分便利。於是就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與時逐利,而不責求他人。所以,善於經營致富的人,要能擇用賢人並把握時機。十九年期間,他三次賺得千金之財,兩次分散給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同姓的兄弟。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後來年老力衰而聽憑子孫,子孫繼承了他的事業並有所發展,終致有了巨萬家財。所以,後世談論富翁時,都稱頌陶朱公。
子貢曾在孔子那裡學習,離開後到衛國做官,又利用賣貴買賤的方法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孔門七十多個高徒之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憲窮得連糟糠都吃不飽,隱居在簡陋的小巷子裡。而子貢卻乘坐四馬並轡齊頭牽引的車子,攜帶束帛厚禮去訪問、餽贈諸侯,所到之處,國君與他只行賓主之禮,不行君臣之禮。使孔子得以名揚天下的原因,是由於有子貢在人前人後輔助他。這就是所謂得到形勢之助而使名聲更加顯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於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所以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穀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他瞭解,太歲在卯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長錢財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穀物;要增長穀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穀物。他能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僱用的奴僕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因此他說:「我幹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確取捨,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致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致富之道都傚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隨便行事就能成的。
猗頓是靠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郭縱以冶鐵成就家業,其財富可與王侯相比。
烏氏裸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繁殖眾多之時,便全部賣掉,再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戎王以十倍於所獻物品的東西償還給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量。秦始皇詔令烏氏裸位與封君同列,按規定時間同諸大臣進宮朝拜。而巴郡寡婦清的先祖自得到硃砂礦,竟獨攬其利達好幾代人,家產也多得不計其數。清是個寡婦,能守住先人的家業,用錢財來保護自己,不被別人侵犯。秦始皇認為她是個貞婦而以客禮對待她,還為她修築了女懷清台。烏氏裸不過是個邊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婦清是個窮鄉僻壤的寡婦,卻能與皇帝分庭抗禮,名揚天下,這難道不是因為他們富有嗎?
漢朝興起,天下統一,便開放關卡要道,解除開採山澤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賈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貨物無不暢通,他們的慾望都能滿足,漢朝政府又遷徙豪傑、諸侯和大戶人家到京城。
關中地區從汧、雍二縣以東至黃河、華山,膏壤沃野方圓千里。從有虞氏、夏後氏實行貢賦時起就把這裡作為上等田地,後來公劉遷居到邠,周太王、王季遷居岐山,文王興建豐邑,武王治理鎬京,因而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遺風,喜好農事,種植五穀,重視土地的價值,把做壞事看得很嚴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這裡地處隴、蜀貨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獻公遷居櫟邑,櫟邑北御戎狄,東通三晉,也有許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陽,漢朝藉此做為都城;長安附近的諸陵,四方人、物輻湊集中於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當地百姓越來越玩弄奇巧,從事商業。關中地區以南則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野,盛產梔子、生薑、硃砂、石材、銅、鐵和竹木之類的器具。南邊抵禦滇、僰,僰地多出僮僕。西邊鄰近邛、笮,笮地出產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區四周閉塞,有千里棧道,與關中無處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聯四方道路,用多餘之物來交換短缺之物。天水、隴西、北地和上郡與關中風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業居天下首位。可是這裡地勢險要,只有京城長安要約其通道。所以,整個關中之地佔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過佔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計算這裡的財富,卻佔天下十分之六。
古時,唐堯定都河東晉陽,殷人定都河內殷墟,東周定都河南洛陽。河東、河內與河南這三地居於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個足,是帝王們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國各有數百年乃至上千年,這裡土地狹小,人口眾多,是各國諸侯集中聚會之處,所以當地民俗為小氣儉省,熟悉世故。楊與平陽兩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區經商,向北可到種、代地區經商。種、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屢次遭受掠奪。人民崇尚強直、好勝,以扶弱抑強為己任,不願從事農商諸業。但因鄰近北方夷狄,軍隊經常往來,中原運輸來的物資,時有剩餘。當地人民強悍而不務耕耘,從三家尚未分晉之時就已經對其慓悍感到憂慮,而到趙武靈王時就更加助長了這種風氣,當地習俗仍帶有趙國的遺風。所以楊和平陽兩地的人民經營馳逐於其間,能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東西。溫、軹地區的人民向西可到上黨地區經商,向北可到趙、中山一帶經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帶還有紂王留下的殷人後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機取巧度日謀生。男子們常相聚遊戲玩耍,慷慨悲聲歌唱,白天糾合一起殺人搶劫,晚上挖墳盜墓、製作贋品、私鑄錢幣;多有美色男子,去當歌舞藝人。女子們常彈奏琴瑟,拖著鞋子,到處遊走,向權貴富豪獻媚討好,有的被納入後宮,遍及諸侯之家。
然而邯鄲也是漳水、黃河之間的一個都市。北面通燕、涿,南面有鄭、衛。鄭、衛風俗與趙相似,但因地靠梁、魯,稍顯莊重而又注重節操。衛君曾從濮上的帝丘遷徙到野王,野王地區民俗崇尚氣節,扶弱抑強,這是衛國的遺風。
燕國故都薊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間的一個都市。南面通齊、趙,東北面與胡人交界。從上谷到遼東一帶,地方遙遠,人口稀少,屢次遭侵擾,民俗大致與趙、代地區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凶悍,不愛思考問題,當地盛產魚、鹽、棗、栗。北面鄰近烏桓、夫余,東面處於控扼穢貊、朝鮮、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陽東去可到齊、魯經商,南去可到梁、楚經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魯國故地,北部是齊國故地。
齊地被山海環抱,方圓千里一片沃土,適宜種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絲稠、布帛和魚鹽。臨淄也是東海與泰山之間的一個都市。當地民俗從容寬厚,通情達理,而又足智多謀,愛發議論,鄉土觀念很重,不易浮動外流,怯於聚眾鬥毆,而敢於暗中傷人,所以常有劫奪別人財物者,這是大國的風尚。這裡士、農、工、商、賈五民俱備。
而鄒、魯兩地濱臨洙水、泗水,還保存著周公傳留的風尚,民俗喜好儒術,講究禮儀,所以當地百姓小心拘謹。頗多經營桑麻產業,而沒有山林水澤的資源。土地少,人口多,人們節劍吝嗇,害怕犯罪,遠避邪惡。等到衰敗之時,人們愛好經商追逐財利,比周地百姓還厲害。
從鴻溝以東,芒山、碭山以北,直到巨野,這是過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陽也是都會。以前,唐堯興起於成陽,虞舜在雷澤打過魚,商湯曾定都於毫。這裡的民俗還存有先王遺風,寬厚莊重,君子很多,喜好農事,雖然沒有富饒的山河物產,人們卻能省吃儉用,以求得財富的積蓄。
越、楚地帶有西楚、東楚和南楚三個地區的不同風俗。從淮北沛郡到陳郡、汝南、南郡,這是西楚地區。這里民俗慓悍輕捷,容易發怒,土地貧瘠,少有蓄積。江陵原為楚國國都,西通巫縣、巴郡,東有雲夢,物產富饒。陳在楚、夏交接之處,流通魚鹽貨物,居民多經商。徐、僮、取慮一帶的居民清廉苛嚴,信守諾言。
彭城以東,包括東海、吳、廣陵一帶,這是東楚地區。這裡風俗與徐、僮一帶相似。朐、繒以北,風俗與齊地相同。浙江以南風俗與越地相同。吳地從吳王闔閭、楚春申君和漢初吳王劉濞招致天下喜好遊說的子弟以來,東有豐富的海鹽,以及章山的銅礦,三江五湖的資源,也是江東的一個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一帶是南楚地區。這裡風俗與西楚地區大體相似。楚失郢都後,遷都壽春,壽春也是一個都市。而合肥縣南有長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鮑魚、木材匯聚之地。因與閩中、於越習俗混雜,所以南楚居民善於辭令,說話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勢低下,氣候潮濕,男子壽命不長。竹木很多。豫章出產黃金,長沙出產鉛、錫。但礦產蘊藏量極為有限,開採所得不足以抵償支出費用。九疑山、蒼梧以南至儋耳,與江南風俗大體相同,其中混雜著許多楊越風俗。番禺也是當地的一個都市,是珠璣、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類的集中地。
潁川、南陽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為政崇尚忠厚樸實,還有先王傳留下來的風尚。潁川人惇厚老實。秦朝末年,曾經遷徙不法之民到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面臨漢水、長江、淮水。宛也是一個都市。當地民俗混雜,好事。多以經商為業。居民以抑強扶弱為己任,與潁川地區相交往,所以直到現在還被稱做「夏人」。
天下物產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間習俗各有不同,山東地區吃海鹽,山西地區吃池鹽,嶺南和大漠以北本來也有許多地方出產鹽,這方面情況大體如此。
總而言之,楚越地區,地廣人稀,以稻米為飯,以魚類為菜,刀耕火種,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須從外地購買,便能自給自足。地形有利,食物豐足,沒有饑饉之患,因此人們苟且偷生,沒有積蓄,多為貧窮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無挨餓受凍之人,也無千金富戶。沂水、泗水以北地區,適合種植五穀桑麻,飼養六畜,地少人多,屢次遭受水旱災害,百姓喜好積蓄財物,所以秦、夏、梁、魯地區勤於農業而重視勞力。三河地區以及宛、陳等地也是這樣,再加上經商貿易。齊、趙地區的居民聰明靈巧,靠投機求財利。燕、代地區的居民能種田、畜牧,並且養蠶。
由此看來,賢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謀劃策,論辯爭議,守信盡節及隱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聲,他們究竟都是為著什麼呢?都是為了財富。因此,為官清廉就能長久做官,時間長了,便會更加富有;商人買賣公道,營業發達,就能多賺錢而致富。求富,是人們的本性,用不著學習,就都會去追求。所以,壯士在軍隊中,打仗時攻城先登,遇敵時衝鋒陷陣,斬將奪旗,冒著箭射石擊,不避赴湯蹈火,艱難險阻,是因為重賞的驅使。那些住在鄉里的青少年,殺人埋屍,攔路搶劫,盜掘墳墓,私鑄錢幣,偽托俠義,侵吞霸佔,借助同夥,圖報私仇,暗中追逐掠奪,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馬奔馳,其實都是為了錢財罷了。如今趙國、鄭國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彈著琴瑟,舞動長袖,踩著輕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遠千里,不擇年老年少,招來男人,也是為財利而奔忙。游手好閒的貴族公子,帽子寶劍裝飾講究,外出時車輛馬匹成排結隊,也是為大擺富貴的架子。獵人漁夫,起早貪黑,冒著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獸傷害,為的是獲得各種野味。進出賭場,鬥雞走狗,個個爭得面紅耳赤,自我誇耀,必定要爭取勝利,是因為重視輸贏。醫生方士及各種靠技藝謀生的人,勞神過度,極盡其能,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報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偽造文書,不避斫腳殺頭,這是由於陷沒在他人的賄賂之中。至於農、工、商、賈儲蓄增殖,原本就是為了謀求增添個人的財富。如此絞盡腦汁,用盡力量地索取,終究是為了不遺餘力地爭奪財物。
諺語說:「販柴的不出一百里,販糧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種植穀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種樹木;住上百年,就應招來德行。所謂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財物。現在有些人,沒有官職俸祿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歡樂富有,可與有官爵者相比,被稱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稅,每戶每年繳入二百錢。享有千戶的封君,每年租稅收入可達二十萬錢,朝拜天子、訪問諸侯和祭祀餽贈,都要從這裡開支。普通百姓如農、工、商、賈,家有一萬錢,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錢,擁有一百萬錢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萬錢,而更徭租賦的費用要從這裡支出。這種人家,就能隨心所欲地吃喝玩樂了。所以說陸地牧馬五十匹,養牛一百六、七十頭,養羊二百五十隻,草澤裡養豬二百五十口,水中佔有年產魚一千石的魚塘,山裡擁有成材大樹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棗樹;燕、秦有千株栗子樹;蜀郡、漢水、江陵地區有千株橘樹;淮北、常山以南和黃河、濟水之間有千株楸樹;陳、夏有千畝漆樹;齊、魯有千畝桑麻;渭川有千畝竹子;還有名揚國內、萬戶人家的都城,郊外有畝產一鐘的千畝良田,或者千畝梔子、茜草,千畦生薑、韭菜:諸如此類的人,其財富都可與千戶侯的財富相等。然而這些成為富足的資本,人們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勞而獲,身有處士之名,而取用豐足。至於那些貧窮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兒女瘦弱不堪,逢年過節無錢祭祀祖宗鬼神、贈人路費、聚集飲食,吃喝穿戴都難以自足,如此貧困,還不感到羞愧,那就沒有什麼可比擬的了。所以,沒有錢財只能出賣勞力,稍有錢財便玩弄智巧,已經富足便爭時逐利,這是常理。如今謀求生計,誰能不冒生命危險,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應受到賢人的鼓勵。所以,靠從事農業生產而致富為上,靠從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違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沒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隱士之行,而長期處於貧賤地位,妄談仁義,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是編戶的百姓,對於財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會低聲下氣,多出百倍的就會懼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會被人役使,多出萬倍的就會為人奴僕,這是事物的常理。要從貧窮達到富有,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刺繡織綿不如倚門賣笑,這裡所說的經商末業,是窮人致富憑藉的手段。在交通發達的大都市,每年釀一千甕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飲漿,屠宰一千張牛羊豬皮,販賣一千鐘穀物,一千車柴草,總長千丈的船隻,一千株木材,一萬棵竹竿,一百輛馬車,一千輛牛車,一千件塗漆木器,一千鈞銅器,一千擔原色木器、鐵器及染料,二百匹馬,二百五十頭牛,一千隻豬羊,一百個奴隸,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鈞綿絮、細布,一千匹彩色絲綢,一千擔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麴、鹽豆豉,一千斤鮐魚、鮆魚,一千石小雜魚,一千鈞醃鹹魚,三千石棗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條毛氈毯,以及一千種水果蔬菜,還有一千貫放高利貸的資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貪心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五,這一類人也可與千乘之家相比,這是大概的情況。至於其他雜業,如果利潤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說的好的致富行業。
請讓我簡略說明當代千里範圍內那些賢能者之所以能夠致富的情況,以便使後世的人得以考察選擇。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趙國人,靠冶鐵致富。秦國擊敗趙國時,遷徙卓氏,卓氏被虜掠,只有他們夫妻二人推著車子,去往遷徙地方。其他同時被遷徙的人,稍有多餘錢財,便爭著送給主事的官吏,央求遷徙到近處,近處是在葭萌縣。只有卓氏說:「葭萌地方狹小,土地瘠薄,我聽說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長著大芋頭,形狀象蹲伏的鴟鳥,人到死也不會挨餓。那裡的百姓善於交易,容易做買賣。」於是就要求遷到遠處,結果被遷移到臨邛,他非常高興,就在有鐵礦的山裡熔鐵鑄械,用心籌劃計算,財勢壓倒滇蜀地區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僕多達一千人。他在田園水池盡享射獵遊玩之樂,可以比得上國君。
程鄭是從太行山以東遷徙來的降民,也經營冶鑄業,常把鐵器製品賣給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他的財富與卓氏相等,與卓氏同住在臨邛。
宛縣孔氏的先祖是梁國人,以冶鐵為業。秦國攻伐魏國後,把孔氏遷到南陽。他便大規模地經營冶鑄業,並規劃開闢魚塘養魚,車馬成群結隊,並經常游訪諸侯,借此牟取經商發財的便利,博得了游閒公子樂施好賜的美名。然而他贏利很多,大大超出施捨花費的那點錢,勝過吝嗇小氣的商人,家中財富多達數千金,所以,南陽人做生意全部傚法孔氏的從容穩重和舉止大方。
魯地民俗節儉吝嗇,而曹邴氏尤為突出,他靠冶鐵起家,財富多達幾萬錢。然而,他家父兄子孫都遵守這樣的家規:低頭抬頭都要有所得,一舉一動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賃、放債、做買賣遍及各地。由於這個緣故,鄒魯地區有很多人丟棄儒學而追求發財,這是受曹邴氏的影響。
齊地風俗是鄙視奴僕,而刀間卻偏偏重視他們。凶惡狡猾的奴僕是人們所擔憂的,唯有刀間收留使用,讓他們追逐漁鹽商業上的利益,或者讓他們乘坐成隊的車馬,去結交地方官員,並且更加信任他們。刀間終於獲得他們的幫助,致富達數千萬錢。所以有人說:「與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為奴」,說的就是刀間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為他竭盡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嗇,而師史尤為突出,他以車載貨返運賺錢,車輛數以百計,經商於各郡諸侯之中,無所不到。洛陽道處齊、秦、楚、趙等國的中心,街巷的窮人在富家學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經商時間長相互誇耀,屢次路過鄉里也不入家門。因能籌劃任用這樣的人,所以師史能致富達七千萬錢。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倉的守吏。秦朝敗亡之時,豪傑全都爭奪金銀珠寶,而任氏獨自用地窖儲藏米粟。後來,楚漢兩軍相持於滎陽,農民無法耕種田地,米價每石漲到一萬錢,任氏賣谷大發其財,豪傑的金銀珠寶全都歸於任氏,任氏因此發了財。一般富人都爭相奢侈,而任氏卻屈己從人,崇尚節儉,致力於農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爭著低價買進,任氏卻專門買進貴而好的。任家數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約規定,不是自家種田養畜得來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沒有做完自身不得飲酒吃肉。以此做為鄉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邊疆地區開拓之際,只有橋姚取得馬千匹,牛二千頭,羊一萬隻,粟以萬鐘計算。
吳楚七國起兵反叛漢朝中央朝廷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從軍出征,需借貸有息之錢,高利貸者認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國均在關東,而關東戰事勝負尚未決定,沒有人肯把錢貸給他們。只有無鹽氏拿出千金放貸給他們,其利息為本錢的十倍。三個月後,吳楚被平定。一年之中,無鹽氏得到十倍於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與關中富豪相匹敵。
關中地區的富商大賈,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嗇、田蘭。還有韋家栗氏、安陵和杜縣的杜氏,家產也達萬萬錢。
以上這些人都是顯赫有名、與眾不同的人物。他們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祿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姦犯科而發財致富的,全是靠推測事理,進退取捨,隨機應變,獲得贏利,以經營商工末業致富,用購置田產從事農業守財,以各種強有力的手段奪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維持下去,變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記述的。至於那些致力於農業、畜牧、手工、山林、漁獵或經商的人,憑籍權勢和財利而成為富人,大者壓倒一郡,中者壓倒一縣,小者壓倒鄉里,那更是多得不可勝數。
精打細算、勤勞節儉,是發財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還必須出奇制勝。種田務農是笨重的行業,而秦楊卻靠它成為一州的首富。盜墓本來是犯法的勾當,而田叔卻靠它起家。賭博本來是惡劣的行徑,而桓發卻靠它致富。行走叫賣是男子漢的卑賤行業,而雍樂成卻靠它發財。販賣油脂是恥辱的行當,而雍伯靠它掙到了千金。賣水漿本是小本生意,而張氏靠它賺了一千萬錢。磨刀本是小手藝,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賣羊肚兒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濁氏靠它富至車馬成行。給馬治病是淺薄的小術,而張裡靠它富到擊鐘佐食。這些人都是由於心志專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來,致富並不靠固定的行業,而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領的人能夠集聚財貨,沒有本領的人則會破敗家財。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個都會的封君,有巨萬家財的富翁便能同國君一樣的享樂。這是否所謂的「素封」者?難道不是嗎?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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