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論語 述而

碰到很機車的人的時候
只好安慰自己想想這句話
擇其不善而改之

隨著要回台灣做實驗的時間接近
跟台灣一些人打交道的時候
這句話在腦海中出現的頻率就越來越高
有那種 擺架子的
還有 那官僚臉孔

這樣想起來
在康乃爾活在一個近乎完美的小小象牙塔
做研究
真是奢侈的享受

也許 部分就是一直以來看太多台灣這些
欺負學術小弟的事情
才覺得 不要年輕就回去當長工
「他們也是學術金字塔裡的底層，
像工蟻般得服侍著上頭的蟻后（教授）」
我算幸運吧
過去在台灣的指導老師 都一直對我照顧有加
只是回去
恐怕還是得加入這一場大混戰

好吧 再寫下去
實在就是借題發揮了
其實也沒什麼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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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萬名教授長工的故事
天下雜誌318　2005/3/1
文／李雪莉　攝影／邱劍英

凌晨三點，一位國立大學助教授與中研院副研究員兩位好友不約而同地掛在網上；為了趕研究論文進度，只能趁著安靜的深夜加工。

這位助教授一早九點還有課，起了個大早，先是備課，泡了杯即溶咖啡，撐起已熬了兩天夜的身子。上完三小時的課，還來不及吃飯，又匆匆趕去開教學會議。面對無效率、各自表述的話語，才想起前輩提醒她的話，「不要好心參加行政工作，不但累又會莫名得罪人。」

就這樣，一個會又接著一個會，「處於一種腦死的狀態，」她帶著激動的口吻說。這一天她忙到晚上九點，沒有氣力參加早已報名的舞蹈課，「那夜我在一位老師面前放聲痛哭，」她說，不知道大學老師的生活竟如此慘白。

學術金字塔的底層

「拚研究是為了升等，六年不升，就等著說拜拜，」她苦笑說。

像這位助教授一樣生活灰色的，還有七千五百位，甚至上萬位。

目前全台灣的助理教授約七千五百位，約佔教師人數的三成，若把副教授也算在裡面，則超過七成左右（不包括講師）。

一九九七年，〈大學法〉修訂，台灣學習美國制度，在大學正、副教授下，增設助理教授一職，為的是把關教授品質。

助教授不但是大學殿堂裡壓力最大的階級，授課時數最多，每週要上滿九到十小時（比起正教授的八小時、副教授的九小時還多）。

他們也是學術金字塔裡的底層，像工蟻般得服侍著上頭的蟻后（教授）。

一位私校副教授打趣以「幫派運作」來比喻這新興的階級——「學術長工」、「教授級長工」。

學術巨塔 「包工程、混幫派」

他說，當資源與升等的權力掌握在金字塔上層的正教授手上，副教授或助教授為了往上爬，就必須混進幫派裡玩他們的遊戲。

首先，缺乏支持及地位的助教授與副教授必須依附在知名教授麾下，搶研究、分資源。

以國科會或政府大型研究計劃為例，研究計劃幾乎只有教授級才能接案。

於是，像包工程一樣，教授有合格執照爭取工程，然後發包給中盤商（副教授和助教授像散包）。

這位法律系副教授面不改色地描述學術巨塔裡可能充斥的黑暗；「如果我拿了兩百萬計劃，給你三萬，你不做，就在系評會、院評會裡說你服務或教學不好，挑剔你；你在服侍我的過程，讓我不舒服，不要想升等時會投你一票，」他，神色鎮定地說。

為了往上爬，這群學術長工要付出的代價不少。

舉凡大量行政工作、大班通識課、大學博覽會等活動，幾乎「自然而然」落到年輕老師身上。

一位副教授情緒激昂地說道，自己的生活像是被「五馬分屍」，除了教學，還被選派參加了校內十多個委員會，為了瑣事疲於奔命。

能力不再是衡量老師表現的關鍵，人際網絡、派系運作、通情達理的技巧，反而舉足輕重。

於是，大多數的學術長工行事低調。有副教授不敢開家裡的百萬名車上班，原因是「怕人眼紅」，也有助教授不敢隨便出書，因為「前面的長輩沒掛掉，敢出書，不要命啦！」

學術長工兢兢業業走學術鋼索，目的就是早點拿到教授資格。

年初，來到位在嘉義民雄的中正大學；歸心似箭的學生讓原本偌大的校園更顯空曠。校園內，只見形單影隻的老師，穿著拖鞋在校園漫步。

抗議升等制度不公

但不久前，百位，約四分之一的中正老師進行網路連署，劃破了長久以來校園裡的寧靜。

網路上，「教師須團結　團結真有力」的大標題表明了教授們內心的不平。主要是抗議學校祭出的不公平升等制度。

在中正大學的教師聘書上，明白寫著「八年條款」。傳播學院副教授羅世宏解釋，就是助教授在「七年內提升等，沒過，第八年要你找工作。」

要在一定時間內升等不是老師們反彈主因，而是升等的標準竟加入「國科會接案量」；在中正大學的升等辦法上頭，明白寫著國科會甲類研究案「一件五分，兩件十分，三件十五分，四件十七分……」。

中正大學校長羅仁權認為，督促老師做研究，是走向國際最好的方式。但老師很不認同。

因為人文社會領域申請研究案的通過率偏低，用同一標準一體適用到全校老師的升等，已逼走不少年輕老師。

不論是哪種計量方式，大學為了追求卓越，用研究量決定老師升等的制度是趨勢，而且已讓助教授和副教授們無不卯足勁拚論文。

權力掌握在金字塔頂端

「惡性循環啦！老師忙，沒時間備課，學校不要求教學品質，只叫年輕人發表文章，」一位六十幾歲的資深教授痛心疾首說道，叫年輕老師如何關心學生和社會的需要？「年輕人被逼得去寫、論、文，」他感嘆。

升等制度，從評鑑方式到過程，掌握在學術金字塔頂端的教授手上，由他們訂定遊戲規則。既有的權力不斷複製，而且更為鞏固。

最近法律界流傳著一位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因為過紅，不但專書熱賣，又活躍參與民間活動，結果，一路上得罪不少人。這位老師的助教授生涯已超過六年，今年還要提升等，面對自己的升等之路不順遂，他無奈地嘆道，「我就是沒人庇蔭，不玩派系，才會這麼慘。」

「早知道玩這種遊戲，不如去當法官或檢察官，薪水是這裡的一倍，」他大嘆口氣，「你永遠不知道升等的路上，有多少人等著宰你。」

學術黃金期被扼殺

歷史上，教授的黃金年華是在進入學術圈五年左右，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達到顛峰。像愛因斯坦，二十六歲，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就發明「狹義相對論」。

台灣在新進教師最需養份與協助的階段，只給壓力、吝給資源，扼殺年輕學者的學術生命力。

面對不夠健全的升等制度及付之闕如的支持體系，不由讓人擔心，成千上萬的學術工蟻如何正常教學、研究？如何把追求真理的熱情交給下一代？又如何在十年後代表台灣展現國際級競爭力？

天下雜誌318　2005/3/1